重新定义职责，引领会计行业未来
随着资本市场法治化步伐不断加快，全面实施注册制、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强化中介机构责任以及对虚假陈述行为的严厉打击，并取消了相关的诉讼前置程序，导致针对上市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诉讼案件显著增多。如何公平合理地界定各相关方的法律责任成为当前业界关注的焦点。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除了建议进一步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承担机制外，张连起还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目标安排和财政政策部署发表了看法。 时间是2025年03月。
他认为，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充分考虑当前需求、长远发展以及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潜力后确定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行性。“只要动员全国力量，上下齐心、攻坚克难，秉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我相信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在2025年03月，这一经济增长目标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反映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刻理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政府设定这样一个目标，既不过于保守，也不盲目乐观，而是基于现实情况与未来发展潜力的平衡选择。只要各方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稳扎稳打地推进各项政策落实，就完全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当前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仅是对过去努力的认可，也是对未来前景的积极展望。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案审理审判机制不合理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全面实施资本市场注册制，目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前景如何？
张连起：会计师事务所在资本市场制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严格的审计程序确保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以及各类中介机构的财务报表真实、公正且合法。 会计师事务所不仅是市场的眼睛，更是投资者的守护者。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这些机构的作用愈发凸显。它们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审计技能，还需要有高度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范财务造假，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资本市场不仅仅局限于股市，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涵盖了楼市及其他与股市相关的市场，并且这些市场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系。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壮大。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会计师事务所在提高财务报表可信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不仅包含了股票交易，还涉及房地产等其他领域，各市场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注册会计师行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断成长。中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崛起，使其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在维护市场透明度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专业服务对于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会计师事务所与金融、财政、税收、会计、审计等诸多领域紧密相连。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审计对象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会计师行业的专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这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总体来看，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光明的。 在我看来，会计师事务所不仅需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还需要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更新。只有这样，才能在日益复杂的审计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并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会计师事务所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跨国企业，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关于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案件在审理和审判过程中存在哪些机制上的缺陷？
张连起：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案件的审理机制仍存在不少不合理之处。例如，涉及多个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时，存在冲突和衔接不一致的情况；在债券和股票虚假陈述案件中，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同一标准来认定因果关系及责任；此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能充分引入并参考专家意见，导致对会计责任、审计责任以及民事赔偿比例的判定不够合理，注册会计师行业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过重等问题依然突出。
证券时报记者：可否进一步介绍当前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畸高的问题？
张连起：随着资本市场法治化步伐不断加快，全面推行注册制、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强化中介机构责任以及对虚假陈述进行严格查处，并取消了相关的诉讼前置程序，导致针对上市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明显增多。
社会公众常认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出现问题必然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需抓住问题源头明确责任归属。审计具有局限性，基于抽样，无法检查所有交易记录。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舞弊手段愈发复杂，甚至出现利用大模型设计造假链条的情况，这都可能导致审计失败。不能让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与其过失不相称的责任。
从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投资者在遭遇亏损时往往会将责任归咎于公司造假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失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就这么简单。为了完善资本市场的体系，推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改革，并积极引导长期投资资金进入市场，以稳定资本市场的内在机制，我们应当确保市场中的各个参与者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可以避免让任何一方承担过重且不合理的责任。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过大过重，使其难以承受，这将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与繁荣，就如同一棵大树的生长，需要各个部分的协同作用。资本市场的制度体系是根基，为市场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上市公司是大树的主干，支撑着市场的主体结构；而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则如同枝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只有各部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资本市场这棵大树才能茁壮成长。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缺失，也不能过度承担责任。
尽快修订完善《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于解决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中法律冲突或不衔接的问题有何建议？
张连起：建议尽快修订完善《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
对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现行立法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由民法典、证券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多个法律文件，加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审计侵权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以及《债券纠纷座谈会纪要》等司法政策性文件组成的复杂制度体系。然而，由于这些法律规则出台的时间不同、制定的层次不同、负责的机关也不同，因此在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标准、概念术语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法律条文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或者需要进一步协调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对过错形态和责任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缺乏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实际操作中常常出现混淆。 这种现状不仅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也给相关利益方带来了困扰，尤其是在追究责任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建议相关部门能够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各类过错形态与责任形态的具体对应关系，并通过统一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文件来规范实践操作。此外，加强跨部门协作，确保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障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公平公正，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比如，《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对证券服务机构规定了过错推定，并未区分故意和过失。《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则对“过错”进行了限缩解释，仅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然而，为了不与《证券法》产生直接冲突，《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全文中并未提及“连带责任”。
这意味着，在责任类型方面，新司法解释仅明确轻微过失不需承担责任，但并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情形下的责任类型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些情形下的具体责任归属；而《审计侵权若干规定》则将承担连带责任的过错限定在故意行为。依据《审计侵权若干规定》的第六条和第十条，当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过失时，其仅在不实审计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在处理债券和股票虚假陈述案件时，如何避免对因果关系及责任采用相同的标准，而未能进行适当区分的问题？
张连起：根据《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以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的理解与适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票、债券等多类型证券可适用《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
鉴于股票与债券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市场环境，在面对重大性判断标准、交易因果关系认定以及损失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的争议时，有必要针对股票类和债券类的虚假陈述案件进行更加细致和明确的划分，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两种案件的独特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怎样妥善处理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的过重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张连起：建议完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审理中利用专家工作机制。可以考虑在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法律和权益维护委员会”的基础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定选聘，组成执业责任认定专家组。根据重大民事赔偿案件审理情况，通过随机方式选定执业责任认定成员。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引入执业责任认定机制作为诉讼支持程序。制定执业责任认定专家组工作规则，健全应诉、回避、承担责任等相关规定，更好地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在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作用。
确保地方政府拥有足够财力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我国将继续推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解读今年设定的4%赤字率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显著扩大？
张连起：今年设定4%的赤字率，传递出明确的政策导向。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此举表明我国将实施超常规的逆周期调控政策，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来稳定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增加政府债务来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引导资金投向投资、消费、民生、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领域，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计划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为11.86万亿元，这表明我国将继续推行力度大且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加大投资力度，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涵盖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建设、刺激消费以及与民生福祉相关等多个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报道，今年我国计划加速推进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或进口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并且这部分税收收入将归地方政府所有。 这一举措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财政体制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将有助于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使其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地区性经济变化。其次，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负担，促进市场活力。不过，也需关注此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对高端奢侈品征税后移可能带来的价格波动，以及如何确保税收征管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等。总体来看，这是一项旨在优化财税结构、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改革措施。
张连起：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将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动力问题，即激励机制问题。当前，地方政府面临“事多钱少”的困境，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中央财政在税收分配中占据较大比例，而地方政府在诸多方面需要投资，如公共设施建设、兜住“三保”底线等，开支需求较大。
合理的财政分配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中央财政犹如家庭中的长辈，需要一定的财力来统筹全局，但地方财政作为晚辈，同样需要充足的财力来支持其工作和发展。地方财政不应负担过重，但必须具备足够的资金来履行其职责。这不仅是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作的基础，也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从长远来看，这种财政分配模式有助于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确保国家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同时，这也要求中央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既要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求，也要充分尊重和理解地方的实际需求，以实现更公平、高效的资源配置。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保证中央的权威性，又能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多年来，若推动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有望部分支配当地消费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根据去年的税收数据粗略估算，开展这一改革举措或将为地方财政带来约7300亿元的增量收入。此项政策调整无疑将显著增强地方财政的自主性，使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这也有助于平衡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如何确保这部分新增收入能够被合理使用，避免可能产生的管理漏洞，将是未来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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